近日，由我校高新伟教授率领师生团队点校的襄阳记载时间最长、内容最全的府志《光绪襄阳府志》由长江出版社公开出版。

光绪《襄阳府志》是光绪年间，恩联等人督修，王万芳总纂的一部襄阳地方志，是襄阳现存的八部明清府志中，刊刻最晚、记载内容最丰富的一部。全书共二十六卷，志余一卷，分装十六册，以时间为经，以事类为纬，全面记述了襄阳的历史文化、地情资料。

该志经历了恩联、吉尔哈春、钟埙三任知府的督修。恩联，字星五，吉林满洲镶黄旗人，同治四年（1865）和十二年（1873）两次出任襄阳知府。恩联重视方志修纂，首次任襄阳知府时，就督令襄阳县令杨宗时修《襄阳县志》，书成之后，还为之作序，第二次出任襄阳知府期间，恩联在襄阳府署东偏房设立志局，延引襄阳人士修纂府志，不数年，竟去世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冬，吉尔哈春接任襄阳知府，继续督修，又费时十六个月，书稿终于完成，吉尔哈春于1885年6月作了一篇序。同年秋天，满洲镶黄旗人钟埙继任襄阳知府，接替了刊印的任务，从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农历二月开雕，一直刻印到次年十二月竣工，钟埙的序作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八月。从恩联设立志局开始，到光绪十二年刊刻，光绪《襄阳府志》的修纂历时数年。

该志的总纂是襄阳宿儒王万芳。王万芳(1849-1903)，字季远，襄阳宜城王集镇人，同治九年恩贡，光绪十四年优贡，张之洞的弟子，曾任八旗官学汉教习、翰林院编修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王万芳随驾奔赴陕西，后因病告假返乡。王万芳擅长诗词，其《襄阳好》十首，对襄阳的昭明台、隆中、夫人城、习家池、万山、庞居寺、岘山、鹿门山等名胜古迹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，文辞精彩绝妙。王万芳精于书法，尤擅魏碑，雄浑挺秀，变化多姿，与宜昌书法家杨守敬齐名。

襄阳现存府志共八部，分别为明代天顺三年张恒纂的《襄阳郡志》四卷；正德十二年聂贤督修，曹璘总纂的《襄阳府志》二十卷；万历年间吴道迩修纂的《襄阳府志》五十一卷；清代顺治九年赵兆麟修纂的《襄阳府志》三十四卷；康熙十一年杜养性修，邹毓祚纂的《襄阳府志》八卷；雍正十年，鲁之裕修，靖道谟纂的《下荆南道志》二十八卷；乾隆二十五年陈锷修纂的《襄阳府志》四十卷；光绪十二年王万芳总纂的《襄阳府志》二十六卷。

《光绪襄阳府志》是明清襄阳府志中刊印最晚的一部，也是字数最多，内容最丰富的一部。后出之作的优势是可以借鉴前人的优长，所以与其他七部《襄阳府志》相比，《光绪襄阳府志》显示出以下优点。

第一，刻印最晚，记时最长。《乾隆襄阳府志》刻印于乾隆二十五年(1760)，《光绪襄阳府志》刻印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后者多记载了126年的历史。但凡记事，时间近的可以实地采访，甚至是亲身经历，故而真实可靠；相反的时间远的，就只能靠收集资料，钩沉排比，难免会失真。《光绪襄阳府志》于乾隆二十五年(1760)之后126年的记述最详，也最为珍贵。

第二，体例创新，纲举目张。以前志书只有分目，无纲统领，比如《乾隆襄阳府志》分二十七目，又附目九项，由于目上面无纲统领，显得分目太多，事类太杂。《光绪襄阳府志》的纂修，在省志开局之后，故而以省志体例为宗，而参之道、府、县志，做到了扬长避短，集众家之长，全书分舆地、建置、食货、学校、武备、艺文、金石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等等十纲，纲下分舆图、沿革表、疆域、山川、形胜、藩封、风俗、物产、古迹等等三十九目，又有附目十八，做到了纲举目张，详略得当。所以，虽然比《乾隆襄阳府志》多出了十二目，附目也多出了九项，但是由于上面有十纲统领，故而并不零乱。

第三，采访精确，考证严谨。陈锷修纂的《乾隆襄阳府志》，详考载籍，细正旧说，故而嘉庆《湖北通志》称其“考据史传，在湖北诸志中，差次荆州，而较其他府志为佳”。但该志依然有缺陷，比如于现存金石，未经目验，行文之间，辄违实况，体例方面，不列纲目，轻重失偏。《光绪襄阳府志》的总纂官王万芳为襄阳宿儒，独主纂事，始终不渝，得睹其成，又以是修距陈志久远，不能尽赖前人，采访力求周备精确，故纂修历经数年，志中于艺文、金石诸志，尤为详赡。（《中国地方志总目》徐孝宓语）比如明代天顺《襄阳郡志》载“孟亭，在县西南隅，唐王维为同时友孟浩然建也。”同治《襄阳县志》也说“孟亭在城内，供唐孟浩然像，久杞。”但王万芳考证孟亭在郢州，旧志称孟亭在道署东，失实，故而删之，在光绪《襄阳府志》中并没有记载孟亭。

第四，舆图数多，形象直观。志书发展成熟的过程中，借鉴了图经的营养，图例成为志书不可缺少的内容，以至于不少人将其视为史与志的重要区别。在现存襄阳八部府志中，舆图数量多少不一，少的如《天顺襄阳郡志》、《正德襄阳府志》只有一副舆图，多的如《乾隆襄阳府志》有舆图十三副，而《光绪襄阳府志》有二十三幅舆图，多出了十副，在现存八部府志中，舆图数量最多。这些舆图，继承了中国古地图绘制中的形象画法，不仅注重地图的实用性，而且讲究艺术性，同时又吸收了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绘图方法，更加的科学。舆图的长处是，形象直观，一目了然，直观生动，富有艺术性。这些图包括府属全图和下属各县图，还有府属水道图、襄渠图这样的专业地图，形象直观地反映了襄阳的地理信息。

当然该志也有缺点，最显著的缺点是援引太多。地方志有收录历代题咏诗文的传统，《乾隆襄阳府志》的做法是将这些诗文单独汇编成卷，作为艺文志，而王万芳认为艺文志始自班固，班固的艺文志只记载作者、书名、卷数的信息，不编录原文，因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也只能记录作者、书名、卷数的信息，而不应该编录原文。但这些诗文赞美、记述本地的名人名胜，不编录又很可惜，于是《光绪襄阳府志》在艺文志中只记载作者、书名、卷数的信息，而将诗文原文用小字的方式分注在山川、名胜等咏赞对象后面。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的做法，很多人都认为应该这样处理，很多方志也是这样处理的。问题是不能援引太多，章学诚《修志十议·议援引》：“然文体中，各有应将援引之处，独诗赋一体，应用之处甚少。惟地理考内，名胜条中，分注之下，可载少许，以证灵杰。”章学诚赞成小字分注的援引方式，但他强调“可载少许”。光绪《襄阳府志》却援引太多，本来读者是查阅山川名胜信息的，结果每看一条之后，要翻过大段大段，甚至好几页的诗文夹注之后，才能看到下一条，很是不方便，而且那些援引的文字都是双行小字，看起来非常费劲。

由于刊印比较晚，《光绪襄阳府志》有一定的存量，不少图书馆都有收藏，台湾成文出版社《中国方志丛书》据光绪刻本影印，大陆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也予以影印，相比之下，前者是单页阴影，字大清晰，后者是四拼页影印，字小模糊，甚至在有些网站竟然能下载到该书的电子版。但是，一个共同的问题是，他们都是原版的繁体字，竖排本，没有断句标点，读起来很费劲，查起来不方面。2020年长江出版社出版了点校本，简体字，横排本，断句标点，装帧精美，特别适合广大文史爱好者使用。

据悉，高新伟教授还曾于2017年出版了襄阳现存最早的府志《天顺襄阳郡志》的点校本。